离婚纠纷与商事纠纷不同，商事纠纷争议解决的最终目的是根据法律法规、合同约定等对各方商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裁决过错方的责任，但离婚纠纷往往带有较多的亲情与个人感情色彩，从而产生较多非理性的因素，无法分清绝对的对错，各方当事人均有自己的苦楚，也经常出现不存在“过错方”的情形。因此，离婚纠纷争议解决的最终目的不仅限于论对错、分责任，更多的反而是为了修复各方破裂的亲情关系或者在亲情关系无法修复的情况下处理好各方及其家人在未来关系中的延续性。

离婚纠纷除了涉及复杂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外，还具有极强的隐私性以及社会传统的导向性。例如，“家丑不可外扬”、“家私不可外说”等俗语均体现出自古以来离婚纠纷对于大多数当事人而言，是不希望外界知晓与传扬的隐私，离婚纠纷会对当事人己方或对方的后续生活、工作晋升、人际关系甚至是家庭重组等方方面面均造成巨大的影响，且影响也往往是不利的影响居多。也有的当事人出于对家人尤其是子女保护的考虑，甚至不希望家庭成员内部知晓该纠纷的存在及处理结果，例如夫妻离婚后出于对子女成长的保护，未告知子女离婚事实，继续以父母的身份共同在子女面前“和谐”相处，待子女长大后再告知实情，这样的情形在众多离婚纠纷中时常发生。

基于离婚纠纷的上述特点，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离婚纠纷，只能算是最终的救济途径，并非最好的解决方式，诉讼离婚中常常出现最终双方毁冠裂裳、反目成仇、恩断义绝的不堪结局，而律师调解具有的优势与特点恰恰能规避或降低离婚纠纷当事人介意的痛点，更能成为当事人所容易接受的离婚纠纷处理方式。因此，本文基于离婚纠纷，拟以律师调解员视角，浅析律师调解在离婚纠纷中的适用优势、尚存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根据民政部公开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范围内依法办理离婚手续共计433.9万对，离婚率高达3.1‰。离婚率始终居高不下，随之引发的离婚纠纷也大量爆发。

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夫妻当事人轻率离婚，减少轻率离婚率；完善我国离婚制度，强化婚姻登记机构的审查职责；协调婚姻当事人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等，立法机关在《民法典》中增设了离婚冷静期制度[2]，用以防止冲动离婚，切实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同时也保障个人的离婚自由。

2、司法处理现状

根据民政部公开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范围内依法办理的离婚手续中法院判决、调解离婚共计60.3万对。离婚纠纷诉讼案件数量逐年激增。由于离婚案件中在双方均无过错或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第一次起诉被判决不准离婚的可能性较大，再鉴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这也导致诉讼离婚的处理周期往往十分漫长，一方面是因为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极多导致民事纠纷单次诉讼的时间周期较长，另一方面是离婚需要进行多次诉讼的情况也比较常见。

3、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对离婚纠纷的受理现状

“杭州律谐调解中心”于2016年由杭州市律师协会发起，经杭州市民政局核准注册登记，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作为全国首家以律师为主体的专业社会化调解组织，中心统筹、指导杭州市60家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开展律师调解工作[3]。根据杭州市律师协会官网“调解中心”的律师调解流程[4]以及适合律师调解的案件范围[5]等，目前，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可以受理调解的案件范围为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但婚姻、身份关系确认的案件以及其他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除外。

相较于律师调解，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以下简称“司法调解”）更具有专业性和规范性。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截止目前，前述司法解释共经历了三次修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修正）》[6]第二条之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该规定将离婚纠纷案件排除在了司法调解的范围之外。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7]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8]删除了原2008修正版司法解释中的第二条关于限制司法调解范围的内容。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之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这里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为律师调解处理离婚纠纷提供了突破口和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9]第十一条之规定，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可以调解。

由此可见，参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除涉及婚姻效力的纠纷外，离婚纠纷亦可纳入律师调解机制进行处理。

就律师调解现状看，目前杭州律谐调解中心虽已出台了《律师调解（一码解纠纷）平台法院引导类调解案件工作指引》，但该指引仅系律师调解的程序性规定，且只针对目前纳入律师调解范围的普通类型案件，如合同纠纷、金融纠纷、借贷纠纷等，离婚纠纷目前并未纳入律师调解的范围。且不同于普通类型案件，离婚案件有其特殊性，即便是将离婚纠纷纳入现有的律师调解范围，但仅凭现有的程序性的工作指引也不足以应对离婚纠纷调解中的复杂情形，还应根据离婚纠纷的各类情形，出具更多实务层面的规范性培训与指引，例如统一的话术培训以及经典案例指导与分析等。

目前就律师调解员的选聘仍处于以自愿报名参加为主，没有官方发布的选聘条件及选聘流程等公示信息，故对调解员的选聘流于形式、要求不高，甚至实际参与到调解一线工作的可能并不是入选的律师调解员本人而是其助理或实习律师等其他人员。且调解员的选聘观念不应局限于离婚纠纷调解员应由擅长处理家事业务的律师胜任，否则会导致调解员的组成结构单一，学科背景不够广泛，缺乏具有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复合学科背景的律师参与调解，导致预防纠纷再起、人文关怀、道德教育和心理疏导等调解辅助作用无法真正发挥效用。

此外，律师调解员虽然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性，但在调解技能、沟通技能、语言表达、询问方式、角色转换等方面可能仍尚欠调解专业性。律师调解员的日常工作是代理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为己方当事人争取合法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下意识会带有对己方当事人的偏向性，仍处于对抗性的一端，而非中立的角度。但调解员需具备立场的中立性，不能将个人的情感色彩带入他人的家事纠纷，避免因个人行为从外部激化矛盾导致的调解失败，故律师调解员在离婚纠纷调解中的角色转化及调解技能上仍缺乏适应和专业培训。

目前，诉前调解的场所，有的是在法院内部的调解室、会客室或是法庭中由调解员与当事人进行面谈，但即使有设置专门调解室的法院，调解室也多设计过于简陋，且由于案件数量过多，也时常出现因调解室不够用在人来人往的大厅甚至过道中就地进行离婚纠纷调解的情形；也有的是调解员与当事人直接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进行背对背沟通，当事人接电话或发信息的场所可能在自己家中、马路上、餐馆中、工作单位里或是各种各样的其他场所。而离婚纠纷当事人区别于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许多当事人本身就认为“离婚”是一件不光彩、不好的事情，尤其是被诉离婚的当事人可能对做被告这一诉讼身份地位就十分抗拒，更别提是在法院这一具有强烈对抗性色彩的环境中进行调解，且离婚纠纷往往涉及诸多隐私，隐私的无法保障也很容易引起双方当事人的反感与抵触情绪，并导致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从而不利于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除上述法院指派的律师调解案件外，目前也有少部分由律所成立的调解工作室或调解站等主导的调解案件，但此类调解目前一般也都是由律师调解员自行决定调解的场所，较为随意。

首先，笔者认为，离婚纠纷律师调解工作可效仿法院裁判指导意见对应制作实务性的调解工作指引，即形成统一的律师调解工作要求及处理意见，为律师调解工作提供指导及参考。

其次，可建立统一的话术培训。离婚纠纷的当事人情绪总是爱恨交错，事实又纷繁复杂。可通过指引提醒调解员在当事人复杂的情绪中，准确分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确定调解的方向，是调离还是劝和。在积极倾听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同时，也要及时抓住重点，善于归纳总结，将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转化为客观陈述，从零散又满腹情绪的表述中归纳出双方的核心观点，直击问题。如，一方当事人陈述：“结婚多年他对家庭不管不顾，甚至赌博、出轨等，而我省吃俭用，每天还要做家务照顾子女，我十几年的青春，难道他不用赔我么！”诸如此类表述时，调解员可及时为当事人提出总结：“我可以理解为，你认为多年来你对你们的家庭付出了很多，所以你希望对方能够在经济上给与你一定的补偿，是这个意思吗？”

最后，可通过建立经典案例选集等方式，为律师调解在不同常见离婚纠纷情形下的案件处理提供一些思路及建议。每个案件的情形虽然都各不一样，但是类似情形下的处理方式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当事人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让当事人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同类案件处理的普遍尺度。

笔者认为，律师调解员的组成结构，可效仿当下法院中法官与法官助理搭档的组成模式，即形成律师调解员与调解辅助人员搭档的结构组合模式。

1、律师调解员的选聘

律师调解员选聘时应考虑年龄结构的充分性，实现新老俱有，便于根据当事人的年龄和性格特点指派合适的人选。例如，有些年轻夫妻冲动性离婚，如果指派年长律师对其说教可能会激化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反而指派年轻律师进行调解工作，更能在其倾诉时产生同理心，获取当事人的信任使其接受调解建议；相反，遇到已婚多年的夫妻离婚或是各方父母长辈多人七嘴八舌插手或“指导”当事人离婚的纠纷，如果指派年轻律师可能缺乏控场能力与社会阅历，无法准确判断调理还是劝和的方向，无法妥善处理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甚至涉及亲属多人之间的不同观点，反而指派年长律师，能更好地进行调解工作，年长律师一般更清楚社会变化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对当事人也更容易产生公信力与信赖感。

律师调解员选聘时还应考虑专业背景的广泛性，除擅长家事业务的律师外，还应增加选聘具有复合型教育背景的哪怕不是专攻于家事业务的律师，集合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教育学、经济学、金融学、医学、刑法学等各类学科，在有个案需求时配合家事律师甚至独立处理家事调解工作。例如，遇到情绪起伏激烈或是遭受了家暴、遗弃、虐待的当事人等，可指派具有心理学背景的调解员在调解纠纷之余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不论离婚纠纷能否妥善解决，都尽量降低其受到的伤害，也利于家庭关系的修复；遇到存在违法倾向或已实际存在施暴、遗弃、虐待、赌博、吸毒等行为的当事人，可指派具有刑事业务背景的调解员在调解纠纷的同时，对其进行普法教育，让其先充分认识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严重后果，劝其改正，也可鼓励家庭成员对其进行监督和管教，同时也可对受害方进行普法宣传，告知其受到不法侵害时应该如何正确的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如何正确的寻求帮助，若行为人自愿改正且受害方也愿意谅解行为人的，亦不失为修复家庭关系的一个良好契机，可以进行劝和；遇到当事人一方系外国人的，鉴于不同国家间文化迥异，语言沟通也恐有障碍，此时可指派具有涉外背景或具有外语沟通能力的律师进行调解，更能对症下药、游刃有余；遇到因离婚纠纷涉及复杂财产纠纷的当事人，如遇涉及公司股权、家族企业、知识产权、基金信托等特殊财产的估值与分割的，指派具有公司法领域执业经验背景的调解员可能比家事调解员更能提出具有可行性且公平易操作的合理化财产分割处理建议。以上种种举例均说明，离婚纠纷涉及的专业面较广且复杂，律师调解员的权威性与专业性来源于职业领域的知识储备，不仅包括法律知识也包括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但家事律师未必个个能成为精通万事的百晓生，因此想做好离婚纠纷调解，律师调解员组成结构的专业广泛性是十分必要的。

2、调解辅助人员的增设

律师调解并不一定只能由律师独自完成，根据调解案件的不同情况，亦可增设长期性或临时性的调解辅助人员，调解辅助人员即非主持调解的人，可为文职记录人员、可为协助参与调解的人员。例如，离婚纠纷中涉及矛盾较为激烈且矛盾持续时间较长的家庭冲突，可邀请知情的社区或街道工作者以及妇联等协会工作者介入陈述已知情况或负责调查部分事实，在当事人答非所问或是陈述零散难以总结时，以便律师调解员全面了解法律问题背后的人际关系，更清楚的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离婚纠纷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问题的，可邀请未成年子女的学校老师等了解日常情况或心理咨询师等介入为未成年子女提供更为专业的心理辅导。调解工作可能因当事人的想法出现反复或需要深思熟虑的时间而进行多次调解，有辅助人员对每次调解的过程和阶段性谈判结果进行记录也是十分必要的，有专门的记录人员可让负责主持的律师调解员专心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避免一心多用，事后也能仔细查看有无疏漏，为下一次调解工作做好准备。此外，调解辅助人员在部分场合还能在形式上营造良好的调解氛围，如一名负责主持的律师调解员搭配一名异性的辅助记录人员或辅助调查人员，共同完成调解工作，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性别平衡。

另外，根据职业经验和教育背景，还可以对律师调解员进行归类，创建各领域的调解专家组数据库，遇到疑难离婚纠纷案件则从专家组数据库中向当事人推荐或指派调解员，而对于普通离婚纠纷案件则可以在整体大数据库中进行随机选取或由当事人指定选取。

一方面，调解环境建议设置成较为温馨的氛围与风格。如一改黑白分明的调解环境将调解室的墙体由白色改为粉色、黄色等暖色；将调解室设计成圆桌的形式，改变正面对坐交流时易产生的攻击性与争执面，降低双方的对抗性。对于双方的身份安排，也可以妻子、丈夫，子女、父母等形式制作名牌，缩小各方当事人的距离感，引发其对于基础亲情的考量。

另一方面，调解室可尽量安排在较为独立且人流较少的区域，尽可能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让当事人有充足的安全感。同时可考虑设计多安排一些调解室的数量，一方面可防止出现调解室不够用临时借用的场地不和要求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可为背靠背调解提供场所。

调解的本质，是帮助有冲突的双方，在回归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对利益的认知，并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弥补现有的利益不足与差异。这就是调解的作用所在。大多数情况下，调解就是让当事人在现有的利益冲突基础上，回归理性的判断与选择。因此，只有将离婚纠纷纳入律师调解的范畴，才能发挥律师调解的更大效能，以修复家庭亲情关系、维系社会和谐稳定，为司法实务增光添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