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廖某某前往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职，该公司主营业务是通过某互联网平台进行期货、贵金属的虚假交易为手段进行诈骗活动。廖某某入职先后从事业务员、客服岗位，由于不能胜任上述岗位后被调任至公司财务部门，负责每月房租、水电费的缴纳，员工工资核算等财务工作。每月薪资为3500元。2019 年8月15日，湖南省警方通过杭州警方对廖某某采取了刑事拘留，第二日被带至湖南省某看守所羁押。

最初找到我的并非廖某某的近亲属，而是廖某某的男友。廖某某的个人经历比较坎坷，从小便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所抛弃，所以通过她男朋友费了好些周折取到了委托手续，于是便立即前往湖南办理本案。

第一步先向侦查机关递交了委托手续，《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但实践中，从公安机关正面了解具体案情的机会很少，尤其是在外省办案。所以第二步会见犯罪嫌人就显得尤其重要。侦查阶段进行的四次会见，却并没有让我详细了解到廖某某所在公司的详细情况，其本人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我主要了解到的内容为廖某某在公司当中具体的工作岗位、内容以及薪酬待遇，信息非常有限。得出的初步结论为：廖某某自身能力较弱，在公司当中属于非常不起眼，比较底层的普通员工。之后又从公安机关了解到涉案公司在湖南当地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受害人数众多，案涉金额过亿，当地经济相对落后的，本案破坏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结合会见与承办警官沟通的情况来看，在我看来，以廖某某在公司当中属于普通员工的情况，以及其本人并没有能力也没有主观故意参与公司的诈骗活动，我认为廖某某取保候审的希望非常之大，因此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十天便向侦查机关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同时也向检察院递交了不予批捕的建议书。结果却令我感到意外，取保申请被驳回，案件“如约而至”的被批准逮捕。

事出无常必有妖，谜底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之后被揭晓。第一时间阅卷之后，卷宗里关于廖某某涉嫌诈骗罪的证据可谓是“供认不讳，证据确凿”。

但卷宗当中的诸多疑点令我感到疑惑，比如：

前文的案例中，我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意见主要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在公司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以及劳务报酬并非犯罪行为，属于正常的履职与工作行为，行为与犯罪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观点可能在公安机关以及检察院看来非常没有说服力。承办的警官依据廖某某所在的部门不是普通的部门，是财务部门的观点便能让我铩羽而归。其所在的财务部门在公安机关以及检察院看来天然的具有与犯罪实施者有共同犯罪的犯意联络。如此辩护，容易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因为办案机关指控的并非是廖某某独立的职务行为，而是针对廖某某主观上对诈骗行为的认识以及意思联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由此故意而产生的结果发生，具体的行为方式包括帮助公司其他成员进行诈骗行为。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将重点放在能体现犯罪嫌疑人廖某某当时的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的证据（所有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的口供证据中存在的矛盾及漏洞，辩护律师决不能放过此类辩点，这样才能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