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律师，有个自称巴宝莉代理人的说可以和解，但既不肯出示授权文件，又暗示不和解就要求法院重判...”

上周，我的当事人金某来电咨询，我让金某将我的联系方式告知对方，并让其直接与我联系，之后我与维权代理人的这通电话录音（详见文中录音摘录），让我立刻警觉起来。

在这段18分钟的通话中，对方展现出典型的“以刑促民”话术：

*身份模糊：自称Burberry代理人却拒绝提供授权书，甚至回避律师身份确认

*刑民混同：声称“和解对量刑有帮助”，却又改口“只是要求依法判”

*天价索赔：从扣押商品正品价500万到实际销售7万的巨大落差中随意要价

作为专注刑事辩护的律师，我深知这类话术背后的法律风险。让我们通过本案，剖析维权代理人的行为边界。

1.“量刑优惠“的潜台词

法律分析：

这种先暗示后否认的话术，涉嫌违反《刑事诉讼法》第290条关于量刑建议的规定。被害方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但不得以此作为和解条件。

2.身份不明的“代理人”

法律风险：

根据《商标法》第60条，维权代理人必须出示：

-商标权属证明

-授权委托书

-律师执业证明

缺失任一文件都可能涉嫌诈骗。

3.天价索赔的合理性存疑

争议焦点：

法律依据：

《商标法》第63条明确规定赔偿应基于：

-实际损失

-侵权获利

-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

缺乏计算依据的高额索赔可能涉嫌敲诈勒索。

1.冒充权利人代理

-可能触犯《刑法》第266条诈骗罪

-典型案例：2022年上海某“维权公司”员工因伪造授权文件被判刑

2.以刑事手段胁迫和解

-符合《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非法占有目的

-以恶害相通告

-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

3.不合理的高额索赔

-若索赔金额与侵权事实明显不符

-且无法提供合理计算依据

-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

第一步：核实身份

✅要求提供：

-加盖公章的授权书

-律师执业证书

-商标注册证明

第二步：分离程序

❌不接受刑民混同的和解方案

✅坚持：

-刑事退赃通过司法机关

-民事赔偿另行协商

第三步：固定证据

-保存全部通话录音

-记录微信沟通内容

-及时向检察机关备案

在近期办理的某假冒汽车配件案件中，我们通过：

1.账册审计：锁定实际侵权获利仅15万元（远低于品牌方主张的100万元）

2.程序监督：要求对方在公安机关见证下出示授权文件

3.法律意见书：向办案机关阐明“刑民界限“

最终实现：

-刑事部分侦查阶段羁押十五天后取保候审

-民事赔偿降至合理范围

-阻止了品牌方的过度维权

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是维护公平竞争，而非成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应当：

1.警惕“维权“变“围猎”

当和解谈判中出现“量刑优惠”“天价索赔”等话术时，要保持清醒认知。

2.坚持程序正义

刑事与民事程序各有边界，任何越界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

3.相信专业力量

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已有5起类似案件被认定为敲诈勒索。